http://www.wenweipo.com [2008-03-22]
邱震海博士 鳳凰衛視評論員
西藏最近發生二十年來最大規模的騷亂，引起國際高度關注。雖然這幾天中國官方陸續公佈了一些事實真 相，但由於仍未開放外國記者前往當地採訪，因此各種消息依然滿天飛；歐洲國家有網民認為，在這個時候，中國政府無論說什麼，都不會有人相信。這話聽上去刺 耳，但卻反映了西方世界在西藏問題上的某些固有思維和情結。中國若能仔細研究這種思維和情結，並進而從克服自身政治文化的局限出發，改善國際公關技巧，相 比在距離北京奧運尚有四個半月之際，面對未來仍可能隨時發生的各種危機，當有一定益處。
西藏問題錯綜複雜，其間在漢藏情結、文明尊重與對話等方面有許多需要深入探討的領域，這些問題的 長期延誤，再加上政治利益的犬牙交錯，導致西藏事務的日趨複雜。但就此次風波而言，孤立地看，顯然是騷亂在前，官方依法處理在後，而且騷亂的打砸搶程度到 了令人髮指的地步。此類事件發生在任何一個西方國家，無論其深層背景如何，當地政府均會依照一定的程式進行處理，九二年洛杉磯和零五年巴黎黑人騷亂無不如 此。
唯獨到了西藏問題，西方媒體和知識界就換了一種思維。無論在過去就西藏問題而產生的爭執，還是在 此次西藏風波中，西方知識界幾乎一面倒譴責中國政府，此次更是指責動用警力，並要求中國官方克制，而不顧騷亂在前的基本事實。西方知識界長期的批判主義和 實證主義精神，在西藏問題上完全讓位於其概念化認知，這顯然與其某些深層情結有關。因此，無論是研判西方對西藏問題的立場，還是出台國際公關措施，研究西 方知識界的這一深層情結當為第一步。
西藏：西方的多種情結和盲點
在西藏問題上，西方知識界具有互相交織的多重情結；這種多重情結交織導致的結果，就是西方知識界和公眾在西藏問題上形成一個看似正義，實質混亂和無法理清乃至自拔的怪圈。
情結之一：西方知識界長期來具有批判主義、自由主義和理想主義傳統，注重公民自由、人權和自決，以 不信任政府為基本特徵，這是文藝復興和資產階級革命後，西方社會一筆彌足珍貴的精神財富。問題是：當這筆精神財富遇到西藏問題，就會由於後文將要闡述的另 幾類因素，而變得扭曲或至少變形。
情結之二：過去數百年東西方秩序傾斜過程，導致西方因其現代化的成功而成為世界的楷模，而人權、 民主、自由和公民自決等被歷史證明為行之有效的價值觀，自然便成為所謂的主流價值觀，因此在西方與中國交往的過程中，始終有一種底氣十足的居高臨下，再加 上就一般意義而言，中國確實無法也不應該拒絕由西方緣起，而今已成為普世價值觀一部分的自由、民主和人權，中西對話的天平由此就更為傾斜。
情結之三：由於西方現代化的迅速發展，以及東西方秩序的極度傾斜，西方社會（尤其是歐洲主要國 家）蔓延著一種對人類原始文明的獵奇般的熱衷和近乎宗教般的狂熱，其代表首先是非洲和西藏。這種文化現象本身無可非議，問題是不可避免地會遇到某些「非文 化因素」，於是就會變得複雜起來。比如在西藏問題上，西方知識界對西藏原始文化或獵奇或虔誠的熱衷，就導致其必然對任何介入西藏問題的其他因素採取不客觀 的態度。
情結之四：西方在意識形態上與中國仍存在巨大的差異，尤其是冷戰結束後西方主流價值觀更是在與包 括中國在內的全球大多數國家交往中處於既合理又居高臨下的地位，因此同樣是美國或法國警方可以依法處理其國內的騷亂（不管騷亂背後的深層原因是多麼複 雜），但到了中國身上，便立刻成為譴責的物件。
上述四種情結的交織，就導致西方知識界的內在分裂和困惑。這種分裂和困惑歸納起來就是：一、批判主義、自由主義與簡單化思維的結合；二、實證主義傳統與忽略事實和邏輯之間的悖論。
西方尤其是歐洲知識界在西藏問題上的這些情結和困惑，在相當程度影響了西方的公眾輿論和思維。但就整體而言，人們不應將其成為中國的對立面，相反正是在這些認知交錯和誤解中，蘊藏著中國展開有效國際公關的巨大空間。
須把握的幾個關鍵
就西藏問題的國際公關而言，筆者之前曾提出迅速、坦誠、透明的原則。之所以說中國不能忽視在西藏問題上國際公關，原因不但在於這一問題的長期性、複雜性，同時更在於從現在起到八月北京奧運，這一問題若處理不好，還可能引起更強烈的國際衝擊波。
同時必須看到，中國對西藏的主權，長期來受到國際社會的認可，這為中國與西方在西藏問題上的互動， 搬掉了一個結構性的障礙。而且也應看到，即便在西藏風波發生後，絕大多數的西方國家政府都還是希望北京對此保持克制態度，並盡力維持與北京官方的溝通渠 道；尤其在是否抵制北京奧運的問題上，至今沒有國家和國際組織的官方表示將採取抵制行動。只要絕大多數西方國家的政府不介入，抵制奧運行動就掀不起大風 波。因此，在這次的西藏問題上，北京只要迅速平息事端，如實公佈真相，就可以做到降低北京奧運受到的衝擊。
在這方面，顯然存在著長期公關和短期公關兩個問題。就長期公關而言，涉及到中國與西方長期溝通的 問題，當然也涉及到中國在這過程中逐步完善或調整其對西藏政策的問題；就短期公關而言，則涉及到在近期如何讓國際社會更多了解事實真相的問題，其中尤其是 開放外國記者進入西藏實地採訪。
無論是長期還是短期公關，都涉及到幾個關鍵：一、以坦誠心態面對國際社會，哪怕是面對充滿誤解的 人士；二、從國際社會的多重情結及其盲點（見上文闡述）入手，用國際社會通用的語言和方式，展開有說服力的工作；三、從西方一些大牌專欄作家和知識界人士 著手開展工作，進行溝通，同時也可有精通西方的人士在西方報刊上撰寫文章。（文匯論壇）